對話吳志良：做澳門文化“守望者”

導讀：這種“安心”，源於這座城市深厚溫潤的文化底色，源於它見證並證明了：人類完全可以在保持各自獨特性的前提下，和平、理性、富有創造力地共同生活。

吳志良：廣東連平人，現為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、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、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會長

吳志良曾說，世間所有的故事，無論是悲是喜，皆源於遇見。澳門是中國與西方相遇之地，也是中外相碰、相交、相知之所。其間種種故事，編織出近5個世紀中西文明交流互鑒的曲折歷程和輪廓，訴說了中華民族面對外力的坎坷探索和悲歡。

吳志良與這座城市的相遇，仿佛亦是冥冥之中。作為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、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會長，吳志良在澳門生活和工作已超過40年。這位被譽為澳門學界領軍人物的學者，人生軌跡早已與這座小城緊密相連。

1985年，從北京外國語學院葡萄牙語專業畢業後，吳志良的人生航向因時代機遇轉向南方。在里斯本和澳門完成深造後，他於1988年加入成立不久的澳門基金會。此後30餘載，從管理委員到行政委員會主席，他的職業生涯與澳門的文化命運緊密綁定。他笑稱自己“把人生三分之二的時光都給了澳門”，從當初研究澳門歷史文化的“外來者”，逐漸成為這片土地文化根脈最堅定的守護者與闡釋者。

在學術界，吳志良是澳門學構建的核心推動者之一，以《東西交匯看澳門》《生存之道》《何以澳門》等一系列著作，為理解澳門獨特的政治發展與社會形態奠定了理論基礎。在公共文化領域，他是“澳門記憶”工程的發起人和操盤手，致力於讓塵封的檔案“活”起來，飛入尋常百姓家。在全國政協的平臺上，他是孜孜不倦的建言者，提案始終圍繞一個核心：如何將澳門近500年中西文化交融的經驗，轉化為國家文化軟實力和全球文明對話的智慧資源。

連接象牙塔與市井坊間，貫通歷史縱深與未來藍圖，吳志良的角色是多維的。對他而言，澳門不僅是一個地理家園，更是一個“人類文明實驗室”。而他的核心工作，就是將這個實驗室淬煉出的生存智慧，分享給一個更加需要對話與包容的世界。

近日，本刊記者與吳志良進行了一場深度對話，聆聽他關於澳門記憶、文化融合與文明未來的思考。

2017年，吳志良（前排右二）在北京看望參與港澳大學生文化實踐活動的學員。

記憶工程：從搶救檔案到構建認同

《文史博覽·人物》（以下簡稱“人物”）：許多人瞭解“澳門記憶”，是從一個龐大的線上文史資料庫開始的。在您心中，這個工程的初心和目標是什麼？

吳志良：如果只把它看作一個數位化的資料庫，那它的意義就被大大低估了。“澳門記憶”的緣起，確實有搶救和整理散落歷史的緊迫感。澳門雖小，但400多年作為中西文化交流最持久的橋樑，留下了浩如煙海的多元語種檔案。回歸前後，我們做了大量學術梳理工作，出版了《澳門百科全書》《澳門總覽》等叢書專著。但很快我們意識到，學術成果不能只停留在象牙塔里。

真正的觸動我們的，來自本世紀初基金會參加世界記憶會議的啟發，我們發現許多國家很重視記憶工程，目的是加強民族的歸屬感和凝聚力。這讓我們深思：澳門雖然是很小的地方，但這裡的歷史有一個很獨特的發展過程，其歷史價值同樣值得被“記憶”。它不僅是學者的研究素材，更應該是全體澳門居民，尤其是年輕一代，構建身份認同、建立文化自信的精神源泉。

所以，“澳門記憶”的目標很清晰：共建、分享、傳承。它不是一個我們建好、大家來查閱的“圖書館”，而是一個邀請全民共同參與的“記憶客廳”。市民上傳一張家族老照片，學生記錄一段社區口述史，都是在為這座城市的精神圖譜添磚加瓦。

人物：您提到分享和傳承，我們注意到“澳門記憶”有大量走進校園和社區的活動，例如“校園記憶”項目。這些舉措背後有何深意？

吳志良：文化傳承的關鍵在於青年。保護的意識，必須從瞭解開始。我們希望“澳門記憶”能像一座橋樑，連接起厚重歷史與鮮活青春，能讓學生也能對澳門的歷史文化有更多的瞭解。這樣的活動既是傳承，也是分享，創造了一個互動的學習環境。比如讓學生們去探訪自家周邊的老店鋪，聽長輩講過去的故事，用影像記錄即將消失的技藝。這個過程，比任何課本說教都更有力量。

當孩子發現，課本上的“中西交融”就藏在外婆做的“免治米飯”裡，藏在鄭家大屋的書聲裡——這座中國近代思想家鄭觀應的故居，如今成為青少年教育基地，歷史就變成了可觸摸、可共鳴的血脈記憶。我們倡議籌畫的“世遺青少年研學基地”，將讓更多年輕人在沉浸式體驗中理解文化傳承的真諦。他們不再是歷史的旁觀者，而成為敘事的參與者和傳承者。這種由內而生的文化認同與自豪感，才是文化遺產得以永續生命最堅實的土壤。

《文史博覽·人物》2025年第12期 《對話吳志良：做澳門文化“守望者” 》

澳門學：解碼文明共生的實驗室

人物：與“澳門記憶”相輔相成的，是您長期推動的澳門學。您如何定義這門學問？它試圖回答什麼核心問題？

吳志良：簡單說，澳門學是一門研究“澳門何以成為澳門”的綜合性學問。但它絕非簡單的地方史研究。在全球化的今天，當“文明衝突論”的陰影再次浮現，澳門，這個世界上中西文明持續對話未曾中斷的現場，提供了一個截然不同的答案。

澳門學的核心，是研究“文明共生”。它要解碼的，是不同民族、文化、宗教如何在彈丸之地長期和睦共處，形成“不同而和、和而不同”的社會機理。比如，大三巴牌坊旁的哪吒廟，就是這種“奇特的共存”最直觀的象徵。它不是簡單的文化拼貼，而是經過數百年磨合，生長出的一種“第三文化”狀態——既不完全屬於東方或西方，又能與兩者從容對話。

在方法論上，澳門學實現了從地方史到全球史的優雅轉身。它打破了“中心—邊緣”的二元敘事，構建了“第三空間”的理論框架。想像一下，16世紀的澳門，一位葡萄牙商人與明朝市舶司官員在議事亭內品著武夷茶，用混合著粵語和葡語的“洋涇浜”討價還價。我們研究議事亭裡華洋官員的協商機制，最終是為了理解多元利益如何達成共識；我們梳理澳門在“一國兩制”下的發展路徑，是為了探討差異如何轉化為創新的動能。

人物：在您看來，澳門文化融合最根本的特徵是什麼？

吳志良：澳門文化最根本的特徵，是以中華文化為“體”，以開放包容為“用”，在漫長歷史中形成了一種活態的、平等的融合。

一個關鍵區別在於“主體性”。澳門的中華文化根基從未動搖，民間社會完整保留了拜關公、觀音、土地公，吃團年飯、上香等傳統習俗與倫理觀念。這使得在與西方文化相遇時，華人社群有一種不卑不亢的文化自信，沒有崇洋媚外的傾向。交流是平等的、生活化的：上午去拜關公，下午可以進教堂；葡式烹飪中用上中式食材，婚喪嫁娶可兼顧不同的宗教儀式。這是一種“各美其美，美美與共”的自然狀態。

澳門，更像一個穩健的“文化宿主”，在擁抱外來元素的同時，始終保持自身文化根魂的清晰與強健。這種融合，不是被同化，而是消化與再創造，最終形成了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，卻又涇渭分明、層次清晰的獨特文化景觀。

未來願景：從“活化石”到“活性酶”

人物：面向未來，您對澳門的文化角色有何期待？您提出的“文明互鑒的活性酶”這一概念，具體意味著什麼？

吳志良：過去，我們常說澳門是中西文化交融的“活化石”。但“化石”是靜態的、供人參觀的。站在澳門回歸26周年新的歷史起點，我們不甘於此。

我希望澳門能從一個“活化石”，轉變為一個“活性酶”。酶的特性是什麼？是催化劑，它能加速反應，促成轉化，自身卻不被消耗。澳門的未來角色，就應像這樣的“文明轉換器”。

具體來說，首先是知識的轉換器。通過建設“全球中華文化雲”澳門節點，將“澳門記憶”工程擴展為跨國文化資料庫，把澳門積累的海量東西方交流文獻、實物證據，轉化為全球學界研究“東學西傳”的數位化基礎。

其次是話語的轉換器。依託澳門對中西語境的深刻理解，將中華文明中具有當代價值的精髓，以更易被國際社會理解和接受的方式進行“轉譯”。例如，推動與葡語國家高校合作，開發“中國—葡語國家文化基因圖譜”。

最後是實踐的轉換器。利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制度創新優勢，試點文化資料跨境流動，打造“數字絲綢之路體驗中心”。我們倡議設立“一帶一路文化遺產修復聯盟”，為發展中國家培訓專業人才。這些都是在將澳門的融合經驗，轉化為可推廣、可操作的全球公共產品。

人物：這個宏大的願景，最終要依靠人來實現。您認為澳門需要什麼樣的人才？

吳志良：我們需要的是一流的跨界人才。他們既要深諳中華文化的精髓，又通曉國際規則；既掌握嚴謹的學術研究方法，又懂得文化創意產業的市場邏輯和科技應用。

這要求高校、政府、企業必須攜手合作，打破壁壘，設計新型的人才培養體系。同時，要營造一個真正宜居宜業、充滿活力的環境，吸引全球頂尖的文化創意人才和學者彙聚澳門。只有當人才、思想、資本和技術在這裡自由碰撞，我們理想中的“中國文化矽谷”才能真正成型，澳門才能從一個文明交融的“歷史樣本”，徹底轉變為驅動文明互鑒的“活性”力量。

人物：您將自己的職業生涯深深融入澳門，對您個人而言，這一切奮鬥的動力源泉是什麼？

吳志良：我常說，“此處安心是吾家”。澳門最迷人的地方，就在於它能讓每一個與之相遇的人，找到一種安心歸屬的感覺。這種“安心”，源於這座城市深厚溫潤的文化底色，源於它見證並證明了：人類完全可以在保持各自獨特性的前提下，和平、理性、富有創造力地共同生活。

我的動力，就是想讓這份被歷史驗證過的“澳門智慧”，不被時光塵封，得到有效傳承，並賦能于未來。這不僅是澳門的財富，更是當今世界需要的文明禮物。能夠參與其中，盡一份心力，是我此生最大的榮幸。

（原載湖南文史博覽2026年第1期 文|政協融媒記者 吳雙江）